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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汉学研究》出版

                发布时间:2014年11月19日      发布人:历史所

                    历史研究所程尔奇著《晚清汉学研究》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七个部分,28万字。
                    嘉道以降,西学影响渐深,清朝国势因为与西方多种形式的接触,产生了诸多变化,学术也因之而变动。清初曾被顾亭林强调的“经世”思想,被重新予以发明,隐没千年的今文经学,亦因常州学派的鼓动,出现复兴之势。而士人中不少(特别是寓居京师者)与上层颇有联系,因政治学术的互动,开始重新考虑学术动向的问题,随政治和社会层面而动,理学及诸子学也都有复兴的表现。由此之后,京都士习逐渐发生改变,部分学人由纯粹的汉学考证,开始走向讲求义理,而地方学界,亦甚有倡言汉宋调和者。凡此种种,均令晚清之学术呈现复杂的面相。在此变幻繁复的局面中,曾经占据学界主流的汉学,在晚清有何表现?其时依然遵守汉学之学人大体凡几?其与当时的社会有何联系?在学术层面,晚清汉学自身学理的发展为何,成就有哪些?与其它学术思想以及学术群体有何关联?诸多问题,对深入研究晚清学术之面貌,细致刻画晚清学界之状况,均有较大价值,着实值得深入探讨。
                    《晚清汉学研究》一书,首先对晚清汉学的总体面貌加以观察,其次,总结铺陈汉学的学术成就。再次,讨论汉学与宋学,汉宋学在道咸时期逐渐从争执走向会通、调和。汉学与宋学在晚清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而且在调和汉宋学的学者中也存在一个“不分门户、非为调人”的观念。复次,讨论汉学与今文经学之间的关系。学界目前存在一个现象,就是一些学者在意识中感到今文经学不同于汉学,但在研究写作过程中,却又常常把今文经学纳入汉学的范畴之内,以致在行文中出现前后矛盾。书中把今文学排除出汉学,然后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会更为清晰。汉学与今文经学存在批评与排斥的一面,且有学术与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而二者也有认可、吸纳的一面,且几乎贯穿整个晚清时期。最后,总结论述晚清汉学的趋向。
                    本书认为,从整体的行程来看,晚清汉学的最终趋向无疑是走向衰落的。这种衰落,有三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从乾嘉年间汉学鼎盛时期开始,就有一些学者对汉学的弊端提出批评。到了嘉道年间,清初顾炎武等学人的经世观念受到重视,被学人予以重新表彰,经世学风逐渐兴起。与此相对的,则是汉学的琐碎和芜杂,很难对现实社会的种种状况提出合理的解释,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且汉学十分注重师说,学术思想遭到锢蔽,不少学者很难寻求到学术上的突破,于是其中一些便走入其他的学术门户,汉学的弊端愈来愈凸显。虽然后来一些汉学家也力图羼入经世学风,但汉学的学术特性注定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其衰落是必然的。
                    其次,从汉学在晚清学术流派中的地位来看,其衰落的趋向也较为明显。乾嘉之时,虽然占据庙堂的是宋学,但那更多是应试之学,或者修身之学。汉学讲究根柢,注重朴实学风,实事求是,能够成为学术研究的核心。但是,晚清时期,随着学术思想的多元化,诸子学等的兴起,佛学、西学等各种知识元素不但冲击着汉学,整个儒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情况下,汉学在整个晚清学术的发展脉络中,逐渐从中心退为多元学术世界中的一元。
                    最后,从整体的学术成就而言,晚清汉学较诸乾嘉时期,也呈衰落的趋势。汉学以小学、经学、史学为主要研治内容,晚清时期汉学家在这三方面的成就与乾嘉大儒比较,总体上要稍逊一筹。
                    总之,作为乾嘉汉学意义上的汉学,在晚清时期趋于衰落,是不争的事实。
                    晚清汉学与乾嘉汉学相较,仅仅是衰减方向上的继续?还是有自己的突破?乾嘉汉学意义上的汉学,在晚清的总体趋向是衰落的,但本书的分析说明,晚清汉学并非是自由落体式的衰落,中间经历着曲折与变化。概言之,晚清汉学在整体性衰落的过程中,展现出其发展的一面,甚至在某些层面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突破与创新。
                    其一,对义理的摄取。乾嘉汉学家除了戴震、凌廷堪、焦循、阮元等之外,大多仅注目于名物训诂、典章考释,而对义理则持排斥的态度。但晚清时期,越来越多的汉学家开始强调,不能够只注重考据,忽视义理。他们吸收宋学和今文经学的观点,在保持自身考据特色的基础上,力图考求义理,以使经义更为明晰。
                    其二,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晚清汉学家虽然在治学的总体成果上不如乾嘉诸儒,但毕竟在《说文》、训诂之学以及《毛诗》、《周礼》、《仪礼》、《春秋左传》、《论语》、《孝经》等经书研究方面取得了不斐的成就。其中,《周礼》、《仪礼》、《春秋左传》、《论语》等成果,甚至较诸乾嘉诸儒也更胜一筹。
                    其三,新的知识和材料。晚清汉学家处于西学大量阑入的时代,特别是晚清后期的汉学家,能够利用西方知识和新的材料有所创获,这是乾嘉汉学家所不能企及的。但是,对于甲骨等新材料在晚清汉学中的作用,不宜夸大,因为真正利用这些材料进行经史研究的晚清汉学家,并不多。
                    其四,汉学在清末的转化。一些学者认为,晚清经今文学对清末民初现代学术的形成作用很大,古史辨、“整理国故”等,似乎都能在今文经学疑经风气那里溯到源头。周予同先生在论述新史学之时认为,虽然古文经学在晚清学术上作用很大,“许多史学家或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或多的、或少的”受着经古文学的影响,但给予转变期新史学动力的,“是经今文学”。而一些论者则以为,晚清汉学考据的方法逐渐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手段,所以汉学经过清末民初的转化,又在新的学术条件下得到了延续。本书基本同意后者的看法,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是汉学在衰落中发展、延续的一个重要表现。
                    汉学自嘉道以后至于清末,逐渐走向衰落。但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治学的群体、研究的成果,均曾有一度的扩大,其学理也有所创新。随着多种学术潮流、知识元素不断涌现局面的形成,清末时期的汉学,其原有的学术格局已逐渐被拆解,汉学的中心地位渐趋淡化。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废除之后,经学已很难起到原有的致用功能,经典书籍日益成为专门学者的治学材料。汉学作为既定的概念,已经走入死角。但是,其考据方法,以及效法古文经师从小学入手,说经不流于空疏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在后世学人中引起共鸣。民国时期,是否谙熟清代汉学家们的考据方法,甚至成为学术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准。至是,自乾嘉年间传承下来的汉学所具有的考据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已被悄然纳入到了新的学术理路之中。在衰落中不断自我更新并有所发展的晚清汉学,也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使命的交接与传递。